何晓芳:嵌入式治理一级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制度逻辑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工作重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仅是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对大学办学水平和能力的重大考验。依托项目管理逻辑和制度治理的“双一流”建设，恢复了学科在大学组织中的重要地位。在实践领域，高校都把学科作为资源配置、科学研究、招生培训和学术评价的基本单位，开展了以学科为核心的轰轰烈烈的综合改革。改革的目标最终应该指向一流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关键是以学科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核心是制度创新问题。

一、学科的“嵌入”与“脱嵌”

在社会学研究中，“嵌入”指的是将某些社会关系嵌入到其他社会关系中。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在他的著作《大转型》中首次探讨了经济和非经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经济并不像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的那样自给自足，而是“嵌入并纠缠在经济和非经济系统中”。后来，格拉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性选择的产物，标志着经济社会学新分支的出现。可以说，嵌入理论中和了社会研究中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将社会行为还原到特定的组织和社会环境中，充分关注其复杂性和互动性，具有非常丰富的解释力。

“去嵌入”是波兰尼理论体系中“嵌入”的对立面，主要指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即“自由放任的市场能够使经济系统自动走向均衡”。古典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是由市场和理性的人组成的，它们相互之间有连锁反应。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能够有效地调节市场，因此经济是一个相对于社会而言的独立系统。波兰尼认为，这是经济体系从社会中“去嵌入”的基本逻辑。然而，市场经济的“去地方化”是一个虚构的“乌托邦”。让市场“去隔离”就像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获得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同时增加紧张程度。也就是说，“去地方化”经济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如果存在，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嵌入”与“去嵌入”是一种“双重运动”和辩证关系，这恰恰暗示了我国“学科”和“学科建设”性质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学科”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以来，在强烈的政策信号影响下，“学科建设”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双一流”建设作为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将“学科建设”推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拥有几个一流的学科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和表现。然而，关于如何建立一个“一流的学科”，有许多复杂的观点。传统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有限的办学资源支撑最具发展潜力的学科。倾向于分析学科的构成要素，从师资队伍、办学条件、平台建设、研究成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提出学科建设目标，以期对单一学科的建设取得综合效果。这种建构路径形成了组织间相互模仿的某种学科建构的路径依赖。只有学科调整，没有顶层设计；只有主导学科，没有群落生态学；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去嵌入”状态。另一方面，对学科与大学组织、学科体系与大学体系、学科治理与大学治理关系的研究，是对“学科脱离”的逆向思考，对一流学科的培养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学科嵌入：大学组织产生与发展的根本逻辑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学科具有“知识分类和学科分类”的内涵。中世纪大学被称为西欧现代大学的源头。大翻译运动引发了西欧以“渊博知识”为主导的知识爆炸。以知识的学习和教学为核心，培养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无数来仰慕他们的学生。法学教授伊内留斯直接促成了博洛尼亚法学院的创建，并使博洛尼亚大学成为欧洲第一所获得法律承认的大学。亚伯拉德对经院哲学的影响确立了神学在巴黎大学的至高无上地位。此后，文学、法律、宗教和医学四大学院开始了学科教育的历史。建立在不同学科基础上的师生协会和归国协会形成了大学的初步组织体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实现了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并进一步衍生了不同专业的学位制度和毕业典礼。19世纪后，以高级知识学习为中心的学科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逐渐固化。学科的系统化，确立了大学组织的运行模式，形成了现代大学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源泉。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1520年前建立的70所大学仍然站在同一个地址，沿用同一个名称；仍然有教授和学生在一些老房子里做着大致相同的事情，遵循着同样的管理方式。”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学科是在自然生长中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当有组织的学术生活取代了“无所事事的研究”